应许之人 第八章 阮如璋的惨淡处境

第八章 阮如璋的惨淡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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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如璋刚调来伏龙滩的时候面对的局面一点不比覃长弓乐观。这个时候的“伏龙滩派出所”基本上只能算是一个编制上的行政单位，办公场所是临街一栋五十年代建的砖瓦房的三分之一。砖瓦房是三间门面房，左边一间是“伏龙滩人民公社粮油店”，中间一间是“伏龙滩镇邮电局”，右边一间是“伏龙滩乡派出所”。人民公社、乡、镇，从这几个单位名称大概就能梳理清楚这些年这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伏龙滩派出所”三十平米上下，进门右手边墙上挂着“伏龙滩镇派出所”的木牌子，只有星期三对外办公，其他日子门上挂着锁。派出所有两个公安编制，阮如璋调来前，两个公安在伏龙滩镇隔壁的小石龙镇派出所常驻。这是上头的安排，几十年如此，目的是便于办公。当然，两个公安也乐意这样的安排，因为小石龙镇紧挨市区，而且小石龙派出所办公设施也齐全。两个公安一个叫姚阿申，一个叫莫昌桂。姚阿申五十六岁，莫昌桂五十四，两人都是新中国第一代公安。

阮如璋调来后，伏龙滩派出所自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了所长，派出所也成了全日制行政单位，所以姚阿申和莫昌桂也不得不从小石龙派出所移驾到了伏龙滩。虽说这也是上头的指示，不过两个老公安情绪很大，因为他们的家都在小石龙。两个离退休没几年的老公安，如今每天上下班都要踩着自行车在两个镇之间来回，实在辛苦。为了抵制上头这一不人道的安排，两人调来伏龙滩办公的第一天就开始请病假。面对这种情况，所长阮如璋完全无法开展工作，只能向上级申请重新安排人手。

“我一个人干不了一个镇的治安工作。”阮如璋在申请里如是说。

邹南粤把阮如璋贬到伏龙滩派出所，虽说是政治对手之间的斗争，但斗争归斗争，不能影响工作。阮如璋的申请很快有了结果，市公安局经开会研究，同意给伏龙滩派出所增加四个编制，给阮如璋配了两男一女三个公安。

两个男公安是自卫反击战退下来的战斗英雄。一个叫安玉柱，五八年生人，河南周口人，一级战斗英雄，八零年在战场上挨了敌人一炮弹，光荣退伍。另外一个叫郭密，六零年生人，广西北海人，著名神枪手，三级战斗英雄，八一年被敌人一梭子子弹射穿了肺，落下了终身残疾，光荣退伍。女公安叫龙珊珊，伏龙滩本地人，十九岁，说话结巴，半年前顶替抓捕走私犯因公殉职的父亲进了公安队伍。第一天见到上头给自己安排的这三个手下，阮如璋不由得感慨：邹南粤真够意思。

“同时把这三个人找齐了应该都很不容易！”阮如璋在妻子安慧真面前感慨。

伏龙滩派出所正式成为全日制行政机构的第一件事不是办公，而是找宿舍。龙珊珊家在当地，早出晚归，不住宿舍。可安玉柱和郭密不能没有宿舍，何况阮如璋自己也需要。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镇子本来就巴掌点大，按规定还不能征用民房。别说挑选，能找到就不错。经过各方协调，最后派出所对面的龙踞电风扇厂愿意腾出一间闲置多年的仓库，住宿问题这才得到解决。

仓库一百一十平米，阮如璋请了几个泥瓦匠，把它平均隔成三大间。安玉柱和郭密此时都还单身，所以共用一间。阮如璋因为老婆孩子要搬过来，占了两间。阮如璋让泥瓦匠把其中一间一分为二，前面做客厅，后面做夫妻房。另外一间也一分为二，后面是女儿荔荔睡觉学习的卧室。前面隔出的半间再次一分为二，四分之一做厨房，另外四分之一是卫生间。仓库的屋顶有七米高，即为了隔热，也出于保护**，阮如璋又让泥瓦匠在离地四米高的半空加铺了预制板。铺上预制板，阮如璋又遇到一个新的难题，那就是屋里白天也伸手不见五指，因为仓库的窗户离地四米高，正好在预制板上面。

阮如璋找到覃长弓，说老覃，能不能让我在墙上开几个窗。

覃长弓说为什么啊。

阮如璋说屋里光线不足，白天不开灯也一片漆黑，而且不通风。

覃长弓说那你写个申请罢，别把墙凿倒了，那可是北洋时期的建筑。

阮如璋说不会有隐患罢。

覃长弓说不会——你晚上别瞎闹腾就不会。

阮如璋说老覃，你还真幽默。

于是接下来阮如璋又让泥瓦匠在墙上掏了几个窗户。

“哟，还是两居室哟！”第一次跟丈夫过来参观“新居”，妻子安慧真苦中作乐地打趣。

住宿问题解决了，接着就是解决办公场所。派出所原来的办公场所三十平米左右，四个人四张桌子办公勉强够用。但这个时候老公安姚阿申和莫昌桂不答应了，他们虽然请了病假天天待在家里，可坚持要在派出所拥有一方办公桌。

“这是原则问题，我又没退休！”莫昌桂义正言辞地指出。

“我病好了来上班，你让我站在街上为人民服务？”姚阿申更是激动，说完提起左腿搁在阮如璋的办公桌上，指着腿肚上一处伤疤：“看见冇？龙踞解放那年老蒋留下的！”

“你见过蒋介石？”一旁的龙珊珊满脸惊讶。

“你个二百五！”姚阿申冲龙珊珊翻了白眼。

郭密起身走过来，看了一眼姚阿申腿上的伤疤，“你当年是不是跑到国民党前面去了，”郭密调侃，“怎么伤在腿肚子上。”

“混蛋！”姚阿申感觉自己遭受了奇耻大辱，抬手就要揍郭密。

“滚开！”阮如璋瞪了口无遮拦的郭密一眼，转而劝姚阿申：“阿坤同志，年轻人口无遮拦，你别往心里去。”

“不能这样开玩笑嘛。”莫昌桂说，“这是开玩笑么，这是人身攻击，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我看像是弹片炸的。”坐在不远处办公桌后的安玉柱打圆场。

“哎，对了，这里只有小安是明白人。”莫昌桂指着安玉柱说。

“不说了不说了，”阮如璋不希望问题扩大化，扶着因愤怒而浑身战栗的姚阿申，“你们二位先回家好好养病。不就是想要两张桌子么，给我点时间，你们病养好了过来就是。”

“不是想要两张桌子！不是想要两张桌子啊！什么叫想要两张桌子啊！”莫昌桂深恶痛绝地拍着桌子，“是这里本来就该有我们两张桌子啊！没有就不合规定啊！这是原则问题啊！你这个所长还有没有一点原则性啊！”

就这样，阮如璋又摊上这么一桩破事。三十平米的办公场所已经摆了四张桌子，背后墙下还有两个档案柜，再增加两张桌子的话，根本转不开身，那就真要像姚阿申说的那样得到街上去办公了。

怎么办？只能是又去找各方协调。

阮如璋找到隔壁的邮电局局长姚子根，商量能不能把邮电局挪到隔壁的粮油店那一间去，因为粮油店那一间闲置几年了。

姚局长说绝无可能，因为邮电局有电话和电报，挪去隔壁的话，要先给上头打报告，报告通过了，还要改动线路，还要重新接线，而改线接线的时候电话和电报就“聋了”。

“我们邮电部门是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百姓、群众与群众之间的眼睛、耳朵和传声筒，不论和平年代，还是战乱时期，都必须确保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畅通，任何天灾或人为破坏，都将视为敌对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在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姚局长上纲上线地拒绝了阮如璋的请求。

隔壁的邮电局毫无通融余地，无奈之下阮如璋只能“开分店”，从粮油公司手里把粮油店要了过来。拿到粮油店的钥匙，打开生锈的锁，推开门，一股浓烈的霉味混合着刺鼻的陈年油味的潮热从里面扑出来，几乎把阮如璋呛得晕过去。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几乎在开门的同时，从里面窜出来不下三十只老鼠。兔子大的老鼠在脚下横冲直撞，魂飞魄散的阮如璋就像一个跳《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演员一样踮着脚尖蹦得老高，而且还是当着几个手下的面，这面子算是丢大了。打这一刻，阮如璋发誓永远也不原谅邹南粤。

住宿和办公场所勉强算是解决了，伏龙滩派出所这才算正式开张，阮如璋真正的困难这才刚刚开始。

派出所六个公安，除去两个常年请病假的老公安，阮如璋领着三个没有任何公安经验同时身体还有不同程度残疾的手下承担着一个镇的治安工作（龙珊珊这个时候还没有学会普通话，而且嘴里跟抹了猪油一样说话漏字，刚跟她接触的人多半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假如伏龙滩是一个天然形成的群落，倒也不难管理，熟人社会，有宗族纽带约束，问题相对少很多。问题在于此时的伏龙滩不是一个天然形成的群落。几年前的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几个圈，跟深圳珠海一样，龙踞也是其中之一。于是这里就神话般地崛起了一座城。在这之前，伏龙滩只是一个破败的公社，下辖几个凋零的自然村落。村民以种地和出海打渔为业，人口刚刚过万，而且还在逐年锐减，因为稍不留神就有人往海外跑，几百年的老传统了。

几年前那个老人在这里画了个圈，阮如璋来到这里的时候，面对的环境更为险恶。当地人出于惯性还在陆续往海外跑，而与此同时，内地人又潮水般往这里涌。阮如璋带着他的三个小伙伴即要防范前者，又要管理后者。前者倒相对容易对付，跑出去了就跑出去了，没跑出去的抓回来批评教育一顿。后者管理起来则完全没这么简单，尽管他们在踏入龙踞那一刻就由解放军仔细筛选了一遍，可即便如此，依然问题多多。首先是数目庞大，短短几年，人口已经逼近本地人口；其次是来自不同地域，背景复杂，鱼龙混杂；再然后是流动性太大，有的进了工厂，有的来了又走了，有的流落街头成了盲流。阮如璋和他的小伙伴们每天的工作是巡查管控以及防范。

先说巡查，虽说伏龙滩是个弹丸之地，在中国地图上连标识都找不到，但要在全镇范围巡查，也绝非易事，因为派出所此时除了所长阮如璋配有一辆北京吉普，其他公安的交通工具都是自行车。

“痔疮都磨出血了！”上岗一段时间后，郭密在阮如璋面前感慨。

再说管控和防范——四个人管控两万人，谈何容易！

面对这种种残酷的现实，迫使经验不足的当权者做出冷酷的决断，那就是一刀切。凡是证件不齐的，一律挡在龙踞之外。凡是没有进厂的，一经发现，一律驱逐出龙踞。甚至，即使进了厂，办理了暂住证，如果出门忘了带，一旦在路上被查出，也一律抓起来。任你解释，任你哀求，任你哭喊，没用。不听解释，不作商量，不予同情。血与泪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管理者疲于奔命，被管理者胆战心惊。就是在这种矛盾的环境里，龙踞这座城市一天天崛起，而伏龙滩正好又是龙踞的最前沿。

现实逼着冲在一线的阮如璋必须冷酷无情，但夜深人静的时候，阮如璋也会感到良心上的不安。阮如璋明白自己参与的是一项改天换地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但每天面对着那一张张对未来满怀憧憬却生活在恐惧绝望之中的稚嫩脸庞，他又不得不冷酷无情。阮如璋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扼杀了太多人的梦想。而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们的梦想其实无比卑微，无非就是想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点。更可悲的是，阮如璋明明清楚，梦想扼杀在自己手里的那些人里，百分之九十九其实是良民。

当然，另外的百分之一是活该，比如陈岭南这种。

阮如璋第一次见到陈岭南是在伏龙滩派出所所长任上的第二个年头。就第一印象来说，阮如璋对陈岭南的印象不能说好，而是非常不好。主观上，在一线工作的这两年里阮如璋处理过不少垃圾佬，就阮如璋掌握的情况，这是一个灰色地带，几乎所有从业人员都有违法乱纪的问题，全部抓起来判刑也不会有冤假错案，陈岭南自然不会例外。客观上，作为一个垃圾佬，陈岭南对个人形象也确实不够重视，乱糟糟的头发里缠着纸屑，身上还散发出一股汗馊味。要说他是在作业中，阮如璋孰能理解。问题是他没有在作业，而是来派出所办事，这就让阮如璋有点难以接受了。

要知道，阮如璋还在娘胎里就注定是天之骄子。父亲阮小寒是国立上海医学院高材生，三十年代的大学生，著名外科大夫，给孔祥熙割过痔疮。母亲是上海滩大糖厂老板家的千金，上过教会学校。家里五十年代还雇着厨子和裁缝，吃馒头必须蘸炼奶，穿衣裳必须是上海的布料。阮如璋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然后上了最好的大学，紧接着走上社会又一帆风顺，心理上自然跟劳苦大众有距离。他了解民间疾苦，但也仅此而已，没有亲身体验，没有切身感触，无论在生活中还是灵魂深处，他是有洁癖的。如果不是时代背景和职业使然，阮如璋跟陈岭南这样的社会最底层根本不可能发生交集。

正是因为职业使然，阮如璋才忍了下来，耐心聆听了陈岭南遭遇的困境。按照以往惯例，没有暂住证、也无法办理暂住证的陈岭南毫无疑问是该抓起来遣送出龙踞的。但这一次阮如璋破天荒采取了更谨慎的措施，没有把陈岭南抓起来——尽管抓起来陈岭南也一点不冤。阮如璋这次之所以态度发生松动，可能是人性的光辉突然闪耀了。但这肯定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阮如璋对陈岭南这一类人的遭遇开始了自己的思考，同时对自己接下来的工作开始有了新的方向。

阮如璋首先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像陈岭南这类在龙踞没有一份正当职业却有一份生计的外来者，他们办不了暂住证，是不是政府制定的政策脱离了实际？如果是，那么，接下来应该是让外来者遵从这个脱离实际的政策？还是政府应该重新制定更符合实际的政策来管理他们？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外来者由于没有进到工厂就不给办理暂住证？他们在街上捡废品，卖菜，摆摊，蹬三轮车，等等，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不给他们办暂住证？为什么要让他们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这对谁有好处？退一万步讲，如果通过操作能把这些人彻底从龙踞清除出去，那也另说。问题是没有任何操作性，遣送了一百个又来了二百个，遣送了二百个又来了四百个，而且外来者的素质也在进化，新来的往往比前面遣送回去的更聪明，更狡猾，更野蛮，违法乱纪的事件也越来越频繁，性质也越来越恶劣。

阮如璋切身的体会就是这样，每天重复着昨天的工作，每天的工作量巨大，却没有明显成效，也没有价值，更无法持续。造成这一后果的，不是自己能力不够，也不是手下不尽职。自己的能力足够，手下也称职，仅仅是没有一套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所以必须打破常规，走自己的路，不管上头是什么态度，先干了再说，不然自己非累死不可。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阮如璋出台的第一个行政性指令就是在伏龙滩范围内的外资企业成立联络处（外资企业党支部前身）。联络处由外资企业老板（或老板指定人员）和大陆籍员工（党员和共青团员优先）共同组成。联络处的主要职责是配合派出所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登记、监督和检查。阮如璋出台这个新政策的考虑有二，一是把责任从外来务工人员身上转嫁到企业主身上，以后派出所也不上街围追堵截了，直接下到工厂企业，发现问题，板子打在企业主屁股上。企业主是有产阶级，外来务工人员是无产阶级，谁更离不开政府，谁更愿意配合政府，道理不言自明。二是对外来务工人员由之前的零散管理变成集中管理，即节约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率，同时跟企业主们也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零距离互动，可以随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和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