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刘秉忠辅佐忽必烈
刘秉忠辅佐忽必烈
刘秉忠是元朝杰出的政治家和家,他辅佐忽必烈三十多年,对于建立元朝、制定政治体制和典章制度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刘秉忠,河北邢台人,出身官宦世家。刘秉忠出生时,北方已被金国统治多年。其祖父刘泽,当过金国的邢州节度使;父亲刘润,历任巨鹿、内丘两县提领。
刘秉忠自幼聪颖,酷爱学习,八岁就能写诗作赋,长大后博览群书,满腹学问。刘秉忠十七岁时,到邢台府当了一个文笔小吏。刘秉忠不甘心,常感叹道:“我家世代为官,难道我宁愿沦为小吏吗?大丈夫生不逢时,真是悲哀。”
不料,蒙古大举进犯金国,战火纷飞,天下大乱,刘秉忠连小吏也做不成了。面对乱世,刘秉忠忧郁悲伤,一气之下,到天宁寺出家,当了和尚。
天宁寺的主持,是有名的虚照禅师,他佛学深厚,德高望众,人称“再世惠能”。惠能是禅宗六祖。虚照禅师见刘秉忠才华出众,十分喜欢,悉心教授他佛法,并赐名“子聪”。刘秉忠又多了一门佛学的学问。
公元1242年,刘秉忠随海云禅师云游四方,来到漠北。海云禅师也是有名的高僧,忽必烈听说过他的名声,把他请到自己帐内,虚心请教。忽必烈当时二十八岁,只是一个宗王,却向海云禅师请教治国之道。
海云禅师微微一笑,说:“佛法无边,只是普渡众生,贫僧不懂治国之道。中原的大贤硕儒,皆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大王可以请教他们。”
刘秉忠见忽必烈向和尚请教治国之道,也觉得好笑,但认为忽必烈有安邦济世之志,又十分敬佩。当时,窝阔台刚死不久,乃马真后摄政,汗位之争激烈,朝政一片混乱。忽必烈素有大志,所以着急地请教治国之策。
刘秉忠忍不住向忽必烈讲起了儒家学说和中原政权的一些做法,忽必烈听得津津有味,眼界大开。忽必烈留海云禅师和刘秉忠住了好多天,舍不得让他们走,最后恳求海云禅师,把刘秉忠留下。海云禅师见刘秉忠凡心未泯,只好同意了。从此,刘秉忠跟随忽必烈左右,成了他的幕僚和谋士。刘秉忠比忽必烈小一岁。
刘秉忠多才多艺,不仅精通儒学,还通晓地理、天文、律历、占卜、佛学,对《易经》也有研究。刘秉忠视野开阔,胸有智谋,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经常为忽必烈出谋献策。忽必烈有了刘秉忠辅佐,感到如鱼得水。
刘秉忠给忽必烈讲述汉高祖刘邦的事迹,说:“自古成大事者,无不依靠人才,殿下应广泛招贤纳士,聚集天下英才。”在刘秉忠建议下,忽必烈设置金莲川幕府,招揽了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刘秉忠为忽必烈招揽人才不遗余力,听说哪里有大儒,就千方百计把他请来,他自己的同学和熟人,更是拉来了一大批。金莲川幕府的成员,后来多数成了元朝大臣。
在忽必烈统治漠南汉地期间,刘秉忠极力主张用汉人办法治理汉地,被忽必烈所采纳。刘秉忠亲自主持邢州、关中的汉治,选拔官吏,制定政策,精心督导,使推广汉治取得明显成效,为忽必烈打败阿里不哥、取得统治地位、建立元朝奠定了坚实基础。
刘秉忠经常向忽必烈灌输以儒学治国思想,劝他以收服民心为头等大事。刘秉忠随忽必烈出征的时候,力谏制止杀戮和抢掠。忽必烈听从了,多次下达军令,禁止士兵滥杀和掠夺。
大蒙古国自建立以来,一直没有年号。公元1260年,忽必烈当了大蒙古国的第五任大汗。刘秉忠建议,按照汉人政权的制度,应该设立年号。于是,忽必烈建年号为“中统”,有中华开统之义。后又取《易经》中“至哉坤元”之义,改年号为“至元”。
公元1271年,鉴于大蒙古国已经分裂,在刘秉忠等人的建议下,忽必烈将大蒙古国改为“大元”,从此开创了元朝时代。
刘秉忠等人按照汉族政权的模式,为元朝制定了政治体制、典章制度、朝廷礼仪、官僚机构、官职名称等,甚至连朝廷官员的服装、俸禄,都是由刘秉忠等汉族士大夫们制定的。所以,元朝与汉人政权几乎没有区别。
公元1266年,在建元前夕,刘秉忠与张柔、段桢一起,受命在燕京规划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新城按照汉族风格建造,工程浩大,被称为元大都。元朝建立以后,将都城迁到这里。元大都奠定了今北京市的基础。
刘秉忠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还是著名家。他功底深厚,诗词文章、散曲乐府,无不精通,被称为元初北方文坛代表性人物之一。刘秉忠的元词,寄情咏物,脍炙人口,深受人们喜爱。刘秉忠号称藏春散人,经常以吟咏自乐。
刘秉忠作为忽必烈的主要谋士之一,屡献计策,深受忽必烈信任。刘秉忠处世慎密,从不居功自傲,而是谦和待人,清心寡欲,不慕富贵权力,衣食简朴。他跟随忽必烈以后,很长时间仍然穿着僧衣,也不要任何职务,而以布衣之身参与军国大事。直到后来,刘秉忠才担任了光禄大夫、太保职务。
公元1274年,刘秉忠无病端坐而逝,享年五十九岁。忽必烈十分悲痛,对群臣说:“秉忠跟随朕三十余年,对朕忠心耿耿,屡出奇谋,言无不尽。秉忠学问之高深,计策之高明,世人都不清楚,只有朕知道。”
忽必烈追赠刘秉忠为太傅、赵国公,谥号“文贞”。后来,刘秉忠又被追封为常山王。
后人在邢州建有三文贞公祠,祭祀籍贯邢州的三大名相魏徵、宋璟、刘秉忠。三人谥号都是“文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