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世祖 第299章 一个一个给朕说

第299章 一个一个给朕说

别看刘皇帝说得风轻云澹，但众臣一听，便立刻打起了精神，都意识到了，财税问题或许才是刘皇帝召见他们的真正目的。

但同时，都不由得心生隐忧，刘皇帝对当下财税制度的不满，表露的不是一次两次了，但始终没有大动作，最多提出些能够让上下接受的改良意见。

此时，方罢一任计相，又提起财税问题，很可能是又动财税的脑筋了，这就不得不让在场众臣们多几分警惕。

与吏治一样，税制同样是一个牵涉广泛的问题，从老成为国的角度考虑，轻易不能触动。反贪除恶，对付的只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还可以算作是帝国的自我调节净化。

这财税可就不一样的，那几乎是把方方面面都牵扯进去的，不只是勋贵、官僚，地主商贾，豪强乡绅，还包括全天下的为大汉提供税赋的黔首，这是真不可擅动的。

当然，并不是不能改，让人迟疑的，只是不知道刘皇帝打算怎么折腾，这才是最让人忧虑的。哪怕刘皇帝还没有图穷匕见，在场的大臣们已然打好了劝阻的腹稿......

“臣等恭闻陛下垂训！”太子刘旸开口了，拱手向刘皇帝道。

刘皇帝眼皮子抬了下，不答反问，道：“太子说说，大汉两税制度，其原则是什么？”

闻问，刘旸思忖片刻，以一种谨慎的口吻道：“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以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粟米......”

显然，在这方面，刘旸还是有些研究的，熟稔地说出几条大汉两税税制的几点核心要素。大汉税制，基本沿袭自中唐时开始推行的两税法，虽然到大汉有些细节上的删改完善，但要旨是没有多少改变的。

仅以税制而言，两税法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大进步，从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税赋制度向舍人税地的方向发展。

到了大汉，也沿袭其制，取其先进之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税法的核心原则，却在逐渐澹化，其约束能力，也在不断减弱。

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有限，并不足以支撑两税法的完美实现，而事物的发展一旦超过了客观条件，那往往是会产生问题了。

比较重要的一点，两税制下，土地买卖自由，土地兼并是不可不免的，甚至会以超出寻常的速度蔓延。而一直以来，刘皇帝又沿袭着自古以来，官府对土地兼并私有的控制政策。

当年所制定高额的土地交易税，便是其中举措之一，效果自然是有的，但究竟有多大，却是不容乐观，从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土地兼并成本呈现向卖地者倾斜的趋势，便可窥一斑。

一方面从法制上便确立了土地自由买卖的性质，一方面又想要干预土地买卖，控制土地兼并，这种自我矛盾的现象，在大汉朝并不少见。这也是刘皇帝总是想改变革新的原因之一，仅从个人视角出发，对这种矛盾便时感难受。

听完刘旸的回答，刘皇帝继续问道：“说得不错，只是这些原则，落实了几分？大汉每年的财税，是在逐年上涨的，但在具体的税务执行过程中，计税依据，贯彻了税制规定吗？”

“这......”对此，刘旸默然。

虽然此前没有深入地去了解过，但以他秉政多年的经验，以及同有司及相关官僚的交谈了解来看，在这方面，显然是大有不足的。

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的官员们，在税务工作上，是越发急功近利，倾向于完成任务了。至于税制，大多只取其简，图省便，至于遵从贫富均等原则，兼顾公平，大多只停留在口头上，甚至早就被抛诸脑后了。

各地官府，能用心细致地去钻研税法的，都很少，都算有良心了。当然，以当下大汉的政治环境，朝廷中枢权威正盛，各地官府并不敢太肆意妄为，至少在正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压榨剥削的情况很少。

不是没有，只是一旦出现，就被从重、从严处置。但可以想见的，一旦朝廷监管松懈，抑或出现其他状况，以肉食者的贪婪本性，横征暴敛、苛捐杂税都会纷至沓来。

问题是存在的，别说刘皇帝，这些长年治国理政的大臣们，也同样清楚。但从来没有人就此进言，原因也很简单，保守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为了保证税赋稳定，民生“安定”，不得不抱残守缺。当然，隐晦些的则是，在现行税制下，对于勋贵、官僚、地主、商贾而言，是十分友好的。

利益导向往往带来行动，即便有看出问题的，要么位卑言轻，没有发言权，要么就是彻头彻尾的保守派。何况，目前的税制已经稳定运行几十年了，朝廷每年财税同样稳定，余地很大，远没有到需要改变的地步，何必折腾呢？

“看你这么犹豫，想来也是见识到了不少弊处吧！”见刘旸沉思，刘皇帝说了一句，而后又瞧向李昉、赵匡义等宰臣，道：“在座诸卿，都是由州部提拔中枢，都有充足的地方治政经验，也都说说，大汉现行税制，在执行过程中，都有哪些问题，出现了哪些弊病？”

面对刘皇帝的问题，众臣不约而同地沉默了。对于他们的沉默，刘皇帝也不恼火，很是自然地看向王右：“王卿，西北算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地方了，你在西北任职多年，从州县到道司，可谓见多识广，你说说看！”

被刘皇帝点名，王右自然不能再装哑巴了，想了想，应道：“户税以钱币缴纳，早年之时，为了缴纳税钱，大量农民百姓，不得不贱卖绢帛、粮食以换取铜钱。由此造成钱重物轻，百姓负担加重。不过，随着朝廷加铸通宝，流通天下，这种情况已然得到缓解......”

王右此言，提出了一个问题现象，但同样指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缓解，好像就在提醒刘皇帝，问题不大，不要折腾了。

不过，刘皇帝可不吃这一套，又问吕端：“吕卿，你也说说看！”

吕端一副不动如山的模样，闻问，从容起身，拱手应道：“朝廷每年制定税额，其中一点，以天下各道贫富差距定额，各道亦以各州府发展情况分等，州府亦然，以此保证公平，富者多缴，贫者少纳。

然而到县以下，情况便发生巨大变化，官府职吏，自执税过程中，往往一概而论，罔顾贫富分等纳税原则，只求完成上司分派税收任务，不顾治下户民人身、土地、财产实际情况。

从而造成，贫富均等，居大邑与务小农者，缴税相当。同时，不少官府，仅以地域摊派，大富之区与贫苦之乡，税额相等，反使富者少缴，贫者多纳。

长此而往，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贫者入不敷出，为避正税，贫者宁肯抛耕舍业，而就富庶之乡......”

吕端一席话，可以说将两税制在执行过程中，一大显着问题给揭露出来了，别说刘皇帝了，就是其他人也都面色凝重，眉头紧锁。

“赵卿，你有什么发现？”刘皇帝语气似乎严厉了几分，盯着赵匡义。

赵匡义心下凛然，不过未见迟疑，张口便道来：“这些年，全国有不少失地百姓，然地去税存，税额不减，负担加剧。为此，或逃税，或逃身，或沦为佃户、雇工......”

赵匡义说完，刘皇帝又把目光转向李昉，这下，都不需刘皇帝开口询问了，李昉便主动叹息道：“朝廷正税，以贫富分等缴纳，然各家各户，财产多寡，土地多少，实难厘清，同时不乏隐匿财产、瞒报土地的情况，诸如此类，都影响到朝廷每年正课税入！”

李昉言罢，刘皇帝终于没再问了，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发出一阵有些渗人的笑声：“呵呵......”